在没有与任何大臣商议的情况下，朱高煦下令翰林院写了两道圣旨，其中一道送往刑部、大明央行、内阁宣读；另一道给行人刘鸣。
第一份是让央行的长官、或次级长官替代进入内阁决事，内阁扩充为十人；在刑部增设“工商法提举司”，长官为正四品提举，另有编修、参议等几个官职。
提举司负责修订工商法令，但每条法令通过，要经廷议决定。职权还包括复审各地的工商业、财产纠纷、借|贷等财富相关的案件。受刑部尚书薛岩、两个侍郎的节制。
第二份则是表彰刘鸣在日本国有功，将他调往刑部，升任正四品工商法提举司提举，主持立法。
上回朱高煦增设“大明央行”，并任命宋礼为长官，也是当场决定，没有与谁商议过。但这回，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
刘鸣那份主张“与时俱进”的奏本，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时间并不长，很容易便挑起了朝中大臣的敏感神经。夏元吉、蹇义、吕震、解缙等等一干文官，当天就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抵触情绪。
至于前两天还有的“废太子”旧案的风波，忽然之间就被人们抛诸脑外。
次日御门听政时，蹇义便上奏：“行人刘鸣，武德年己丑科三甲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两年有余，或不能担当四品之职，圣上三思。”
朱高煦不置可否。
翰林院的解缙立刻站了出来，径直说道：“圣上，刘鸣此人既无资历，也不见有过人之才。不过是揣摩上意、阿谀奉承之辈，写了一篇奏本，便平步青云，走的是钻营的路子。朝廷一开终南山捷径，上下诸官皆效仿之，岂是好事？还望圣上收回成命。”
顿时不少人都向解缙投去了赞赏的目光，恨不得竖起大拇指，情况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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