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七郡，跨有大江，人口、经济发展都不均衡，即使是江南四郡之间也有很大差距。有差距就会有矛盾，尤其是这几年江南发展迅猛，关中、洛阳的流民源源不断的到达江南，创造了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既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也有新豪强与旧世家之间的矛盾，还有守旧派与激进派的矛盾。关中的朝廷也好，益州也罢，都在与荆州世家联络，希望找到支持者，尤其是江南四郡。杜畿这两年大部分精力都耗在江南四郡，有点力不从心。与前年在襄阳见面时相比，头上的白发又多了不少。
综合了周瑜与杜畿的汇报之后，孙策最后做出决定，加强荆州的情报网建设，凡是与关中朝廷和益州相关的事务都归周瑜处理，一旦发现，以通敌论处。杜畿只负责内部的监察任务，确保新旧世家豪强不会坐大，侵占江南发展的成果。
借着这个机会，孙策向杜畿交了个底。他准备将刺史从行政体系中剥离出来，强化刺史原本的监察职能。在秦与西汉时，监察体系原本是与行政、军事相并列的，zhongyāng有御史大夫，郡县有监，汉武帝时又设立十三州刺史，形成一个duli的体系。可是后来官制变迁，皇帝为了分丞相之权，加强了御史大夫的行政职能，监察权则归御史台。再往后，到了东汉，刺史对州的影响力日增，也渐渐成了行政官员，最后更是改刺史为州牧，主掌一州军政。虽然御史台负责百官监察，由天子直接控制，但监察职能却在不断削弱。
这么做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儒家重教化，轻法治。并不是说儒家不**，但儒家对法治的重视明显不够，依据儒家经典来解释法律也让法律条文有了更多的模糊空间，对地方势力的约束力迅速下降。刺史、太守的权力太大，也是地方割据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孙策已经逐步在郡级重建尉职，分割太守手中的兵权，现在他打算恢复监的设置，剥离太守的监察权，在郡县实现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并形成三个基本duli的系统，不再混淆。
换句话说，杜畿以后升迁就不是转为太守，而是直接升任九卿。当然那是后话。就现在而言，最实际的问题在郡设立郡监。郡级的监察官本是督邮，是太守的属吏，向太守汇报工作。设立郡监，提升监察官的品级、俸禄，督邮依然保留，却从太守府剥离出来，由郡监负责。
换句话说，杜畿将增加大量的部属，而这些部属大多由他来推荐，是一个结私恩的大好机会。孙策不可能去考察每一个人，谁能做郡监，基本上由杜畿说了算。
杜畿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有些担心。孙策首先在荆州试行，这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能力的考验。做好了，他的前程不言而喻，孙策鼎立新朝后，第一任御史大夫非他莫属。如果办砸了，不仅会影响孙策的改制，还会影响荆州的安定，而荆州现在是不能**的。
杜畿考虑了很久。“主公，事关荆州的稳定，臣以为风险太大，还是由其他州试行比较好。”
孙策笑了。他非常清楚，变更制度的阻力极大。选择在这个时候改制，又选择在荆州试行，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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