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林延潮所在的侯官县，衙门每项开支都要向地方纲派，各种名目。衙门纲派什么呢，比如县试用的试卷钱、茶饼钱，衙门用的油烛，炭火一笔一笔，都巧立名目问老百姓要钱。再来个义学银名目，肯定又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这员外郎狡辩了一句：“也可令地方官员令豪右，善人资助义学之事，这有利于文教之事，必有富豪踊跃捐款，且不费朝廷一文钱。”
这话说完，众官员更是失望，以往天灾时，朝廷为了让地方豪右出钱救助灾民，什么办法都用尽了。现在再叫他们为这义学之事出钱？
原先持扩招生员之见的礼部郎中，也是看不下去：“就算你能办得起义学，一个县百人可入义学，既是免费求学，那么怎保不令地方豪右之家钻了空子，反而使真正读不起书的贫民子弟却被拒在门外。”
“而且就算地方办起义学，朝廷又如何监督巡察，此又是一难。”
林延潮在旁听了众官员反对这国民教育之策，并没有感到失望，而是觉得理所当然。
这些廷臣可不是尸位素餐的，他们处理多少事务，都是见事明白。之前林延潮只觉得这位礼部员外郎提出之见，与自己所见有些不合，但经这些官员一抨击下，这才真正觉得要实行国民教育，真的也是太难了。
扩招生员实行是精英教育，举国郡县办义学走得是国民教育。
自古以来，华夏一直走得都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原因无他，教育是一件成本很昂贵的事。考过科举就知道，一个贫寒家族，往往是举家之力，几代人之辛苦才培养出一个脱产的读书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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