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论心定罪。
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言道“《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盐铁论·刑德》亦有“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究其意，一是“本其事”，二是“原其志”。“事”，指犯罪事实；“志，意也，从心。”指行为人的犯罪缘由及犯罪动机等主观因素。类后世“主观故意”。
其二，出礼入法。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春秋决狱”正式开启了以礼为法的“礼法时代”。后世“引礼入法”或“儒法结合”，正是“春秋决狱”首开先河。与之相对应，“引经注律”亦逐渐风行。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本不屑于诸子百家的儒家，对法家态度骤变。“法律之家亦为儒生”，更有“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之现象。
“引经注律”，今汉更是盛况空前。
“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后历经魏晋及南北朝，作为古法代表之《唐律疏议》，集前朝立法之大成。“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标志“礼法时代”的降临。
时下的儒法结合，又被后世形象的称之为“儒皮法骨”、“外儒内法”，不一而足。
“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仅此一句，足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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