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连校长在内，共有九名教师。教师队伍中，有一名天天来学校蹲点的区文教助理。
校长梅春还，为人处世，谨小慎微，不轻易得罪人。教导主任和另两名老师以及区文教助理，都是当地人，年纪都在四十岁上下，两名外地教师。老师们放学后，各自回家或躲到宿舍里，老死不相往来。
学校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各项规章制度，如：“学习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等。
早饭后，趁着学生还未到校前，老师们闲得无聊，教导主任就召集几个当地老师，在办公室打扑克。有时玩到兴致最浓时，干脆将挂在墙上座钟的时针向后拨一拨，推迟上课时间。校长和我们这些外地的老师都看在眼里，也都是不敢得罪，明哲保身，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根据上级要求，学校每星期二晚上，召开民主生活会。生活会宗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团结——批评——团结。”
在开展批评时，对来自他人的意见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生活会的程序是：首先每个人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作自我检查，然后互相揭发检举、批评帮助。
余淑娟比我小一岁，大家都叫她“小余”。我和她初来咋到，初生之犊不怕虎，每周的生活会上，都按照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教导主任、文教助理提出批评意见。
文教助理是区政府编制，与学校教师相比，“官”位最高，别说教师，就是校长也怕他三分。他凭着自己的优越地位，在学校里专横跋扈，带头违反各项制度。我与余淑娟在会上对他胆大妄为的批评后，便成为了他的眼中钉。
我们不敢向区政府领导汇报，只能将一些现象向《江西日报》社作了反映。我们的本意，是想借助新闻媒体，引起上级领导关注和社会支持。没想到报社编辑部，却在代邮栏里登出一则消息：“袁贤文余淑娟同志：为了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请将具体情况与真实地址告诉我们。”
我们哪敢？
学校里，还是有“硬骨头”，一个姓吳的老师，把这位文教助理的情况，向县教育科张烈科长作了汇报，县里派人协助区里来校进行调查，最后这位文教助理受到降职处分。
不久，县里调来一位年轻校长，是名共产党员。从此，学校一改往日的氛围，正气蒸蒸日上，老师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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