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减少学生的外语学习负担,那么陈康杰的这第一份提案还并不算完整。

        他计划在提案里面提出增设一门《科技史》的课程,这能帮助有效打通文理科的隔阂。

        1959年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percysno,简称c.p.斯诺)发表了一本书叫做《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thetoculturesaificrevolution)。

        在书中,斯诺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日益分列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级是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当然,大多数都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的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題的态度完全不同,甚至在感情上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

        斯诺写道:我简直沒有想到那些科学家同传统文化的联系会那样松弛,简直就像是敬礼时形式的碰一下帽檐而已,……传统文化的全部文献似乎与他们的兴趣无关,……他们把自己搞得很贫乏,那么另一边会怎么想呢,也同样贫乏,也许更严重些,因为那些知识分子对此更加自负,他们仍然喜欢自称传统文化就是整个“文化”,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秩序,好像探索自然秩序无论就其本身的价值或者就其结果來说都毫无意义,好像物理世界的科学大厦无论在智力深度、复杂性或说明方式方面都不是人类最漂亮、最奇妙的集体创造。

        c.p斯诺对医治这种分裂,给出了两种药方,其一是创造出第三种文化,其二是他虽未深入、却一再讲述的教育:可供我们选择的基本手段是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也包括大专院校,沒有理由再让下一代人普遍无知,或者像我们自己这样缺乏理解力和同情心,……教育内的变化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題,但沒有这些变化我们甚至无法意识到这些问題是什么。

        过年的时候,陈康杰恰好读到这本书,斯诺所开创的这一讨论今天仍在持续,很多学者在讨论开创第三种文化,布罗克曼两年前提出一些科学家开始直接与普通读者对话,这就是正在形成的第三种文化。

        陈康杰认为,斯诺的两个药方其实是一个,沟通两种文化,或开创第三种文化,必须从教育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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