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门书院，创立于武纪不振、文治可观的南宋时代，如果说书院的建立，是吕规叔婺州教授从政文职的风衍，那演武更楼便是吕祖璟淮南安抚史为官武就的延续。
山阴王瘐山有咏更楼诗云：“竹柝响深宵，搀入更楼鼓。凉风袭九秋，炎曦忘夏五。两军对堡排，疑是肃军伍”。演武更楼的创建，不仅开创了书院“文武兼具”的历史性先河，更为济世于民提供了躬行实践之道——父子二人的爱国之心、高尚之志、坚贞之举都融合在这方云烟浩渺的书院之中。
但书院，毕竟只是私人书院，就如今天各种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起，所为不过一己私利，又有几处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习之心？此为其知也，有知无力却也难致达闻天下之名。
藉此，便要说到吕氏的家学渊源。吕规叔的家传吕学，早期称道学，发端于北宋时的荥阳。中州文化以坦荡包容为特证，吕氏的荥阳学派同样含宏博大，能兼收各派学说之长，使之融会贯通地容纳于自己的学说之中。
吕规叔与朱熹论道时，为宋淳熙七年，吕学经过北宋奠基充实定型，已为理学名宗，吕规叔与吕祖谦叔侄二人便已是吕学的代表人物，而朱熹的学说还在形成中，也即还在自圆其说的完善过程中。
吕祖谦，字伯恭，人称“东莱先生”，官至直秘阁著作郎、国史院编修，著有《书说》、《春秋集解》、《东莱博议》等，其所开创的婺学（东南学派）含宏博彩，与朱熹、张南轩称为“东南三贤”，但终因“三贤同德同业，未至轩轾；张、吕早卒未见其上止，故集大成者归朱耳。”（由此可见，你活的久，你会是下一个风口）
朱熹与吕祖谦之间，常有写序作记的互文往来，并为吕规叔堂兄吕大防制订的《吕氏乡约》作过文字修改；吕氏宗谱首次编修，其卷首的《吕氏源流图谱序》就是由祖谦请朱熹写成，在这篇序里，言其与吕氏素有道义之交。
朱熹不远千里，水陆兼程拜访吕规叔，除了拜访好友前辈以及学术探讨外，无疑还有着劝说吕规叔，使得吕学与朱氏合流成一派，则可以好友叔父的言辞说服吕祖谦，同时也希翼借助吕祖谦来缓和自己与“心学”开山之祖陆九渊的学术矛盾。（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终在其身故后扬名，世称圣人；陆九渊则主“心即理”之说——后由王守仁继承并发扬）
事实上，朱熹终是低估了吕规叔的学术节操，吕学的性质就是不名一师，转益多师，凡有营养的就吸收，只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则可——朱学与吕学本就有意识分歧，前者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后者比较实用，讲究躬行明理。
吕规叔的文化修养，人格气度都给予了朱熹感染渗润，启发钻研，开阔心胸的影响，也给他带来了增进学术的动力，离开鹿门书院后，更是意犹未尽，以这首诗赞颂吕规叔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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