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国租借难波津于大唐，时限为五百年，租金每年两万贯。
难波津开辟为倭国通商口岸，由大唐驻军两千维持治安，使得诸国商贾免遭盗匪之害，而一应军事开支，则由倭国负担。
允许大唐商贾在倭国境内开采矿山，税赋等同于倭人商贾，不得擅自加赋、随意摊派。
倭国之所有港口，任由大唐水师临时停驻，不得驱逐。但有要求，当地衙门务必予以妥善协助，不得推脱。
倭国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大唐与倭国联合推广儒学，由倭国置备学舍，大唐派遣教员，其中大唐派遣倭国教授儒学之教员，地位等同于大唐使节。
所有进入倭国境内之唐人，享有“治外法权”，若存在作奸犯科之事，需由大唐主官海外事务的衙门审理，倭国无权审讯……
……
这便是大唐与倭国之间的协约，房俊为其命名为《唐倭癸卯条约》。
当苏我摩理势在条约之上签字，然后就着红红的印泥加盖了倭国天皇之玺印，房俊心中颇为感慨……
后世之国人但凡听见“条约”这两字，无不立即涌起屈辱愤怒之情绪，自近代以来林林总总之条约，就没有一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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