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中，从史可法的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是极不相称的，他意识到了事情的本质，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并无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在确立国君的问题上，一遇阻力和反对，并无仗义执言之勇气，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还是有些许差距的。
其实历朝历代都有这种拥立之事发生，这种事就讲个果断，立就立，不立就不立。
哪有什么折中之法可言？
甚至于这比吴争废黜鲁王监国，拥立长平公主监国更荒唐。
因为吴争拥立的只是监国，虽说也是君，可毕竟前面是加了个“也”字的。
监国对臣来说是君，可对于皇帝来说，依旧是臣。
以臣废黜臣，说到底不算谋逆，这也是钱肃乐这般刚正之臣最后不反对吴争行此“逆”的关键原因所在。
可史可法这般拥立的是皇帝，皇帝居然由他们这几方权臣来选择，这太过荒唐了些。
虽说世事本质也就是如此，但有些事可做不可说。
特别是史可法当时是南明最具实力的权臣，这个时候果断指定一人，也就能免了拥立之争，或许那场党争不会这么快暴发。
这时马士英继续道：“这次的拥立确实是我胜了，但我也知道，这事没有那么快完，福王登基不过是党争的开始。而这其中最危险的不是党争，而是福王，弘光帝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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