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而根据各处收集到的材料，人口数如下：
公元105年（东汉永兴元年）5325
公元122年（东汉延光四年）4869
公元140年（东汉永和五年）4915
公元156年（东汉永寿二年）5649万
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
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去鲜卑境内。如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后汉书·刘虞传》）。
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复归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以后魏蜀吴三家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其统治中心的周围。如建安末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川东），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曹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三辅。曹丕建都洛阳，徒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东吴孙权在建安年间连续西征盘居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刘备入蜀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也迁民于成都平原。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入居中原，散布于沿边诸郡。匈奴入居汾水流域的就有3万余落。东吴征服山越后，也将越人从山区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
经三国时期屡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高的。所以据西晋太康初年（3世纪80年代）的户籍，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黄河流域仍占56.72％，长江流域占34％。黄河流域集中在可、冀2州，约占国人口的32.12％。国郡级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冀南与鲁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5万以上。可见是由三国时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而更一步的分析表明：若以亡蜀的人口数计算，当年蜀约九十四万口，魏则有四百四十三万口，蜀魏的比率大约为百分之二十一。再以吞吴的人口数计算，吴约二百三十万口，若假设前述魏蜀人口不变（因史料考证欠缺，略以三国人口零成长为前提），吴魏比为为百分之五十六。三国时期总人口约767万，与上述之值并无太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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