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谋臣纷纷附和，都大骂明廷如何如何卑鄙。
就这样，金国与天地会合作的事，基本上算是定下来了，努尔哈赤即刻让人传信于浑塔和达尔岱。
大明末年，外有后金寇边之患、内有农民军起义之患，长期的连连战事使得大明朝庭内外交困，顾此失彼。
其实，明廷财政困难，后金又何尝不是？
原本的历史中，在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上台后，后金多次向大明表明议和的意愿，然而大明朝虽有对后金议和的需要但却讳莫极深，谁也不敢轻言议和。
袁崇焕被处死的其中一大罪状就是与后金私自议和，后陈新甲也是因对议和保密不慎而被杀，大明朝对议和如此忌讳的症结何在？
首先，因为在大明的历史上没有惯例。
与之前有外族边患的王朝相比，汉朝在建国之初就有白登之围，后就有了长期和亲政策；大唐建国之初，李渊父子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多年；北宋开国三十余年就有了澶渊之盟，向辽输送岁币的惯例。
而大明自建国之初，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很强势，经一百年的胡元统治，汉人的性格也整体变得内敛含蓄起来，不像汉唐时期那样张扬奔放，也不像魏晋时期的那样潇洒飘逸，对外族不屈服已经刻印到国民的骨子里去了，所以即便明中期有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但是大明朝却丝毫无产生动摇屈服之念，对抗到底成了下意识地选择，“不和亲、不议和”成了大明不成文的国策。
这也是大明风骨最吸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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