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言事的做法在明朝较盛,清军入关后,顺治皇帝担心不负责任的虚情上奏易产生颠倒是非、借机诬陷的弊端,将其废止。
康熙亲政初期,延续了顺治帝的做法,禁止风闻言事。
但是,由于言路不畅,言官不敢开口,皇帝对官员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为贪官污吏为所欲为提供了条件。
这些促使康熙下定决心,重开风闻言事。
康熙三十六年,他明确提出:“科道官以风闻题奏,即行察核督抚,贤者留之,不贤者去之。如此,则贪暴敛迹,循良竞劝,于民大有裨益。嗣后各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吏、千把总以上,官吏贤否,若有关系民生者,许科道官以风闻入奏。”
风闻言事虽然容易产生官员相互攻讦、破坏法制的弊端,但确实有利于疏通言路,集思广益,及时发现问题,这在贪污腐败比较严重的清初显得尤其重要。
康熙朝一些重大案件的揭露,正是得益于风闻言事。
如明珠党案,就是由山西道御史陈紫芝弹劾湖广巡抚张芬贪污搜刮而引发,后经御史郭绣再度弹劾得以查处的。
密折专奏,是指大臣可以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奏折,直接送皇帝阅览。
最初,康熙为能直接了解地方情况,令一些派驻地方的亲信家奴如李煦、曹寅等人具折汇报,奏折内容以地方雨水、粮价等情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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