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虎用力点点头，对范直昌非.常感激，本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但旋即觉得多余。有了范直昌这番话，变革大计中的最核心最关键部分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这份功劳太大，几句感谢的话已经难以表达。
六月十一日上午，李虎召集宰执大臣、东西两府和.御史台主要官员，听取范直昌在财经制度上的变革策略。
这是一种全新的变革思路。过去不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在变革思路上都是“开源节
流”，但他们的“开源”实际上还是在一块大饼上做文章，说白了还是“节流”，而范直昌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新的财经制度是创造财富，是做大饼，是增加总财富，把资源优化和财富分配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果把大宋的财政危机当作一场洪水来比喻，.那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革就是筑堤围堵，而范直昌的变革则是疏通分洪，这两种变革的后果一个是激化矛盾，一个则是缓和矛盾，其执行的效果当然大相径庭。
中土是个农耕.王国，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口超过了九成，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这九成*人口中至少又有九成是贫穷的普通百姓。大宋的所谓富裕，正是由不到一成的人口占据着整个中土绝大部分财富而形成。
同样因为土地兼并，农耕技术发展很快，粮食和其它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水平，因此田赋是大宋赋税收入的绝对大头。这也是变革者们总是把增赋的目标牢牢指向土地的原因，但物极必反，当蔡京、王黼之流把农夫们榨干吃净之后，河北山东的大起义也蓬勃而起，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可见，这条改革
的路走到头了。
大宋的城市人口在历代历朝中是最多的，超过总人口一成以上的人居住在大约三千多个城镇里，这些城镇里集中了工商业和其它行业。以商税来统计城市的富裕，其中汴京、兴元（今陕西汉中）和成都为最，每年的商税收入都在四十万贯以上。每年商税收入二十万到四十万贯左右的城市有五个，而十万到二十万贯的城市超过二十个。大宋有三千多个城镇，如果平均每个城镇每年收入商税一万贯，那就是三千万贯，已经超过了田赋收入。
很明显，把思路改一下，把目光调换一下，大宋增赋的目标应该是城市，是除农业以外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其它行业，是商税，朝廷只要把财经制度变革的方向引向城市、工商业和商税，那么增赋不但可以成为现实，有效缓解财政危机，还可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稳定国祚，富国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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