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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的承诺并没有让这些富商巨贾们心花怒放。
这些富商巨贾也是饱读诗书的人，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出自官宦世家，对国政的理解甚至超过了朝堂上的官僚，他们知道仅靠李虎的力量与整个“士”人阶层抗衡，根本不现实。
李虎显然也清楚，所以他在变革具体政策上的制定和实施上表现得非常谨慎，他在给变革制定了大方向之后，步伐虽然坚决，但很小，尤其这第一步，跨得非常小，这也是骊山议政第二阶段刚刚开始，朝廷官僚就和地主商贾爆发们激烈冲突的重要原因。
这两个集团都信誓旦旦的宣称，他们代表底层百姓的利益。
士人官僚集团做为拥有统治权的一方，这么说理所当然，他们对地主商贾逐利的本性看得非常透彻，所以李纲才在妥协的时候，第一时间拿出了一个最低薪酬制度。底层百姓不论从事工商还是其它行业，首先他们没有土地，一旦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无法生存，最后无奈之下只有造反，这使得朝廷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最低薪酬制度可以保证除农夫以外的其它从业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生活下去，这既可以防止地主商贾过度剥削底层百姓，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地主商贾集团做为弱势一方，对朝廷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而朝廷控制在士人手中，士人并不都是礼义高尚者，尤其在本朝，士人把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在攫取了大量特权之后犹不满足，更是把以权谋私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贪污腐败横行。尤其变法派，以变法富国强民为借口，用国家政策来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肆意搜刮。地主商贾集团则巧妙利用各种手段，尽可能把这种损失转嫁给底层百姓，结果导致底层百姓穷苦不堪。现今地主商贾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当然要以保护底层百姓的利益为借口，确保国家政策对自己有利，继而也间接保护底层百姓的利益。
两个集团都拿底层百姓的.利益做为博弈的武器，这让李虎无所适从，急切间根本找不到一个折衷、妥协的办法。
在这五位巨商中，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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