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的万历皇帝桌面上，正堆积着历年来各地奏报瘟疫情况，从一尺高的书卷中整理出关于疫情的报告有三页之多。
从万历元年开始，全国没有一年安生的，元年湖州府饥荒酿成瘟疫、襄阳府枣阳县闹了瘟、浙江省更是大疫起头；万历三年宝山发大水，淹了嘉定衍生瘟疫；万历五年春，天花从黄岩开始，蔓延至南安、泰和、赣州府随后被遏制；万历六年播州、南丰大疫；万历七年孝义、太谷、嘉定、洧川、永州诸府县瘟疫。
到万历八年，这次瘟疫随漕运蔓延至太谷、辽州、太原、保德、大同、定襄、灵邱、文水、清源、永平、祁县诸地。
万历九年，太谷、辽州、太原、保德、大同、定襄、灵邱、清源的瘟疫被遏制，却又已蔓延至阳曲、交城、代州、平定、长治。
过去波及虽广，但那些瘟疫人们都见过，医生也有治疗手段，但万历十年遇上了大旱灾，两种不同病症降临。
首先是被塞外撤回伤兵带回的大头瘟，其实就是鼠疫，关内遭逢大旱塞外更是大旱，从通州开始，蔓延京师；随后是去岁跟着陈实功一起在天津北洋下船的旗军、商贾中有人感染另一种瘟疫，百姓普遍认为这种瘟疫是由于久旱带来的瘟疫，京师的医师经临床诊断判断这种病症初起寒热痉挛、次变黄斑、狂躁，多有病死者。
经陈实功辨认，这种病是他们的商人从南亚带回来的，为原住民高发的瘟疫，被东洋军府定名为黄热瘟，是不怕天花的旗军最高级别预防瘟疫，它致死率不高，但传染性强，极其影响战斗力。
万历亲笔将这些历年瘟疫报告总结起来，深感肩上责任之重。
每一次瘟疫，在朝廷公文占比实际很小，通常在报到他案头时只在占一句话。
受限于过去信息传递速度，同样是灾害，水灾、旱灾，在地方大员汇报给朝廷的公文中占比较大，风灾、瘟疫则相对更少，因为瘟疫报到朝廷再发回去，基本上就过去了。
事实上中原王朝自古以来与瘟疫对抗的战争一直在持续，这甚至就是中原王朝官僚系统的主要作用，对抵御瘟疫有足够的先例与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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