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似乎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唯独不能犯思想错误和政治错误，那是雷区。
到了第五天，党刊上又发表了一篇赵志邦三人的文章《一个党员的忠诚》，这篇文章主要是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没有保守倾向也无激进倾向，只是做了一名党员该做的事情，将自己的想法和观察汇报给党中央，报告给所有的党员同志，以便能起到警惕的作用，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这篇文章算是对之前对手们抨击的辩解。
《一个党员的忠诚》的出现，对手们以为他们是要进行论战，所以接下来很多党内报刊上都出现了进一步批评的声音，把他们说成是一叶障目和掩耳盗铃。对于这些批评，赵志邦他们三人没有再理睬，将心思都用在工作上，这是最好的应付办法，也是无奈之举。
三人中，受影响最小的要算陈启刚了，他级别低，自然不怎么受关注，反对者们还是主要将矛头更多对准赵志邦这个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对手。而且，陈康杰他们捐建的希望小学都到了收尾竣工阶段，他得忙着到各乡镇去视察情况呢，而且根据陈康杰的意见，他还得组织职能部门编写‘产业发展规划’，只要还在这个位置上，那就要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因为三个人的到访，陈康杰的心思也离开了那毫无意义的“论战”，关注起真正重要的事情。
“小杰，这三位同志要找你有事，你和他们聊一下”，陈启刚带了三个人回来，两男一女，两位便装，一位军装。
“爸爸，他们是。。？”，陈康杰虽然知道应该是赵志邦联系的结果，苏联之事而来，可是还是得问一下。
“我们是首都来的，这位是我们科工委技术委员会的曹主任”，那位穿军服的看起来是个少校，代替了陈启刚，将手延向中间的一位戴眼镜的五十出头的妇女，然后又介绍旁边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子，“这是我们空军某军魏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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