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虽然知道王雱的人肯定见过苏过了，但事关一百吨的黄金，他哪敢冒这个险，连忙道：“既然如此，那这宅子和地，在下都收下了。”
说着话，他将五百亩良田的地契直接塞进了苏过的手中，又道：“这是横渠镇五百亩良田的地契，请苏兄过目。”
苏过看都没有看，随手将地契递给旁边一名随从，又从随从手中接过另一份地契，递给张斌，道：“这是我们脚下以山头为中心的三千亩荒地的地契，这片宅子因为是建在自己地头上，当时还没有报备官府，所以也没有房契，张兄放心收下便是。”
张斌却显得很小气，接过这片荒地的地契之后，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而且还有些不确定的问道：“苏兄，这块地不小，那宅子估计也值不少钱，苏兄要不要请示一下令尊？”
苏过摆手道：“张兄大可放心，我苏氏在天下各州县良田不下三万亩，这样一片荒地在下便可做主，至于宅子我父亲估计早就忘记此地还有一处宅子了。”
张斌一听，顿时心中感慨，怪不得历史上苏轼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甚至成为王安石的死对头，被王安石逼着自请出京，贬官数次不说，还牵扯到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中，差点掉了脑袋。
王安石的变法是因为北宋眼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深重的外患，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只有通过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但大宋这块蛋糕就这么大，王安石想要富国强兵的关键是增加大宋财政收入。
而农民有着沉重的税收和劳役负担，王安石又有着传统儒家局限性，看不见商业税收的巨大潜力，便一门心思的想要将大贵族、大地主和大官僚手中以土地为主的一些利益抢过来为国用，比如遏制土地兼并，取消官宦和贵族所属土地不用上税的特权等等。
苏轼自己显然正是大地主、大贵族和大官僚于一身的强势群体中的一份子，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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