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当今的太上皇,对恢复礼制非常热衷。其实个借口,某种程度上是大宋统治者对儒学的一种改造愿望,希望儒学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能为大宋国策的修正提供理论依据,继而帮助大宋用更好的国策发展强大。

        赵明诚把自己多年来对古经文的研究、对新学理论的研究和对变法得失成败的总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文荆公的变法侧重于财经改革,疏忽了政治改革。大宋变革从文荆公的熙宁变法到蔡京主政,新法断断续续、前前后后实施了五六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赵明诚把自己对新政的看法说完之后,李虎有些惑了,变法的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嘛,为什么还要注重政治改革?

        “大宋的危机从表象上看,主要是财政危机,其实往深层次看,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则是来源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赵明诚说道,“变法不去解决危机的根源,却一门心思想从表象上解决问题,那变法不可能成功。”

        这话有道理。这就象一个人生病,治标不治本,甚至舍本逐末,那病当然越治越重。李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当即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叔父可以详细吗?”

        “王荆公的变法思想叫权之变。”赵明诚解释道,“荆公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官,对权贵官僚们疯狂兼并土地,对中小富豪地主的破产,对百姓在赋税重压下的困苦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大宋财政危机爆发后,要求变革的思潮开始在朝野兴起,其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变法,而荆公也由此产生了变法强国的想法。”

        “记得当时荆写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

        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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